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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向高质量发展“三谈”

    来源:www.bloodonthemotorway.com 发布时间:2020-01-16

    演讲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

    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作出了重大判断:“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动力的关键研究时期。建设现代经济体系是跨越国界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发展阶段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如何用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把握形势,了解方式方法,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深刻把握经济转型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科学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和把握未来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谈论”开发阶段过渡是什么意思?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和“快”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基本特征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这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结果,也是实现“二百年”目标的必然选择。

    你如何理解发展阶段的转变?从世界银行的数据可以看出,收入水平越高,经济增长越慢。为什么会这样?事实上,很容易理解,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一样,在长期的身体阶段,它必须成长得非常快。然而,当他17或18岁成熟时,他在身体方面不能再成长了。相反,他需要“横向成长”或内涵成长,才能在智力、智慧和经验方面成长。经济发展也是如此。总的来说,中国已经告别了人口红利时代。二元经济的发展已经减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传统增长势头的减弱,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寻求新的势头。这一新势头的核心实质在于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此外,转向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也是理解、适应和领导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我的研究框架所诠释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力资本改善的放缓、资源再分配空间的减少、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传统驱动力的逐渐消失。因此,潜在的增长能力将不可避免地降低。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逻辑。理解新常态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从高速向中速经济增长的转变不是由周期性外部冲击造成的,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适应新的常态意味着接受较慢的步伐,并在政策层面做出正确的反应。一个人不能马上跟上步伐,必须使用“兴奋剂”来刺激经济。引领新常态意味着通过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在合理范围内保持中高增长。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时,应特别注意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关系。过去,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依赖于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强调“快”,越快越好。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好”和“快”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关于速度和质量,w

    总之,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符合追赶型经济的发展规律。国际经验表明,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并转向低速增长平台后,追赶型经济体的增长率大幅下降。这种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在战后高增长经济体中很典型,如日本、韩国和德国,100多个国家中只有大约10%成功转型。可以说,在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加大。对我国来说,要实现这一跨越,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那样。

    第二次谈话

    如何用新思想引领高质量发展?

    ■用五个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

    ■没有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高质量的发展是无法实现的。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30%的大国,世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未来发展,看它能否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另一个经济奇迹。回顾历史,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其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在于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需要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又一个成功的经济奇迹。

    实现伟大的梦想需要自信和更多的努力。显而易见,中国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中确定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观。它对改革开放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个全新的概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观。全新的发展要求是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要落实新的发展观,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新的发展观,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进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和动力变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理念对发展目标、方法、路径、重点、衡量和共享做出了全面回应。它们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和不足的问题,回应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望,对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创新发展注重在新常态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支持高速增长的传统驱动力也相应下降。从国际经验和教训来看,许多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逐渐失去了传统的增长来源,未能培养必要的创新能力,从而陷入经济停滞状态。因此,只有把创新作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推动力,才能保持中高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第二,协调发展注重发展的健康。中国的发展长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都表明,由于城乡、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和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不协调,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经常出现和深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促进发展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绿色

    第四,开放发展注重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中国以前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并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当前,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的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能力,应对国际贸易摩擦,还要努力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提高我们在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机构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建立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积极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第五,共同发展注重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中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平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全民共同参与为根本标志。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最终是基于共同的发展理念和措施,体现在坚持包容性、基本保护、均等化和可持续性的方向,从解决人们最关心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平等的公共服务。

    简而言之,没有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导,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通过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和措施,这五个发展理念可以转化为人们能够看到、触摸、感受和幸福的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更好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三谈

    如何促进高质量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是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

    ■建立外部指标来调整经济发展的接力棒

    促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和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的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和权力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指明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途径。可以说,通过重点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从阻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障碍入手,重点关注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方因素,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基础。那么,你如何理解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强调?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种方法,每种方法都有不同的可持续性和不同的效果。

    首先,资本劳动比增加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资本代替劳动力或机器代替人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替代受到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如果劳动力的质量不能满足控制机器的要求,那么资本代替劳动力弊大于利。当机器增加时,投资的资本回报率就会降低。因此,不可能通过无限期提高资本劳动比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人力资本的提高。操作工人素质的提高和工程师比例的增加是少数工人操作更多机械设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缺乏具有较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创造力的工人,资本取代劳动力的过程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人力资本指数并不是可以通过更多的努力来提高的。所谓“百年育人”的经验表明,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方面,由于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从而获得资源再配置的效率。过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行业间的资源配置。如果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未来在这方面仍有潜力,但应该注意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库兹涅茨逆”的潜在和实际现象。由于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进城务工和生活的农民工往往在就业能力较强时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不能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农民工通常会考虑40岁以后回家。虽然他们回国后仍处于就业状态,但从非农产业向农业、从有薪就业向自营职业、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向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的回归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这种“库兹涅茨逆”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加剧了劳动力的短缺,而且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利于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要消除阻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缺陷,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流动,挖掘人口红利潜力,有效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内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允许效率更高的企业生存、扩张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提高效率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和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和消亡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50%。对我国来说,有必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产业进入和退出的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创造一个能够进入和退出、生与死的政策环境,并通过竞争机制实现适者生存。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很明显,传统方法已不能再用于评价经济增长的有效性,这就需要加快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绩效评价的形成,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对地方政府来说,国内生产总值不再被视为英雄。接力棒应该如何调整?在我看来,这些指标可以围绕外部因素来设定。从正外部性的角度来看,可以使用相关的改革指标,如农民工的城市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等。从负外部性的角度来看,相关指标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水平、环境保护指标、减贫指标等。在发展目标方面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个过程中,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当前,要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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