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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www.bloodonthemotorway.com 发布时间:2020-01-09

    过去,拥有决策权的政党领导人很少在责任事故中被追究责任。这是不公平和令人困惑的。

    《北京日报》年3月22日,《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以“党的领导首先被纳入问责范围”为题对《北京日报》做了详细解释,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甚至一些公众意见说,“党的领导人的责任”是从北京吹向全国的春风。

    事实上,早在1月28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就发布了该文件,然后在《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该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也许是因为党委的责任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3月29日,中共北京纪委宣传部成员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尽管社会广泛关注,但作为“北京版问责措施”的主要实施者,北京纪委法律办公室似乎相对低调。"我们也遵循中央政府的要求,在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突破."纪委法规办公室主任王兴表示。

    中国纪委监察院副院长、反腐败专家李永忠告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北京已经将问责范围从专门机构和职能部门扩大到党委和政府,这是值得称赞的。

    然而,清华大学反腐倡廉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并不乐观。他说,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应重建电力监管系统,并规划顶层设计。否则,只能是个案问责,很难形成正常的问责制度。

    党委问责制引起人们对“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关注。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始于2003年非典期间的问责风暴。那一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和时任北京市长的孟学农因未能及时、如实地向外界披露非典的发展情况而被免职。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的概念。

    2009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党政领导问责规定》(以下简称《决定》)。

    同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廉政承诺制、行政执法责任制”。

    随后,广东、海南、云南、江西等地也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

    虽然“北京版问责措施”出台较晚,但它有自己的特点:“问题官员”两年内不得提拔。国有企业的“老板”也指问责制。社会热点问题可以作为问责线索;问责制的实施与党政纪律不能相互替代。

    与以往省级问责措施相比,《北京版问责措施》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指出“党委领导也在问责范围之内”。"目前,官方问责只限于行政层面."李永忠说,问责制应该是全面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这三个环节都应该接受问责,以便取得真正的成果。

    任建明告诉《求是》,以前各省实行的问责制主要规定行政官员要承担责任,而党委领导干部也是决策者,很少承担责任。

    党委领导很少被追究责任。

    在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后,一些行政官员在一些意外事故或值得注意的案件中被“追究责任”或“承担责任后辞职”。

    随着责任范围的扩大

    李彭军的分析表明,在行政运行实践中,各级党委对重大问题都有决策权。一些行政文件是由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的。一些属于行政工作范围的文件也是代表党委印发的。一旦发现这些文件的内容不适当,往往很难提出监督和问责。

    在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具体的运作模式是党委决策、政府执行和NPC、CPPCC的监督。党委主要领导和决定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原则问题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政府主要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

    叶杜初认为党委领导和行政官员都是决策者,党委在政治体系中占据核心领导地位。因此,党委领导往往比行政官员承担更多的责任。"过去,行政官员主要是负责任的,显然有问题."

    李永忠也承认扩大问责制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仍有一系列支持措施和政策。例如,应该细化官员的权力,具体规定哪些权力可以行使,哪些不能行使,如何计算越权,如何越权,等等。

    关键在于权力监督

    最近结束的全国“两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制度和纠正机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然后,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在《关键在于落实》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对那些因弄虚作假、玩忽职守而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的干部,应追究其责任并给予处分。

    由此可见,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已成为中央政府的共识。关键在于如何实施问责制,如何进行有效问责。

    3月3日,在全国“两会”上,CPPCC国家委员会委员潘傅生表示,在现有问责案例中,问责对象大多局限于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然而,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相关部门在选拔和聘用人员方面的失误和监督,问责仍然很少。

    尤其是目前,更难确定个人对某些由各部门“共同管理”和“集体决定”的事情的责任,即使“集体负责”并不负责。

    对此,李彭军认为,为了防止党政领导通过“集体决策”推卸责任,并对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负责,应采用创新的问责方法:应明确决策责任是主持会议的行政长官或党委书记的责任。对重大决策失误实行集体辞职制度将使“集体决策”承担“集体责任”。

    《北京市问责办法》明确界定了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主体,市委、市政府、区县党委、政府是问责决策机关。

    任建明的分析认为,根据干部管理权限,问责范围必须是区县领导和各委员会。同级的同级监督和问责问题还没有解决,问责只能由上级党委来落实。

    李永忠还认为,“北京版的问责措施”只会增加问责力度。过去,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很难追究同级部门的责任,但现在相对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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